谭嗣同的学生有谁
1、
(1)、现在来看，这简直荒唐之极，他的意思是，这些地方太大，“毫无利于中国”何况以清政府的力量是想守也守不住，还不如早些卖掉换些银子来“供变法之用”，这不是卖国是什么。
(2)、我与您从未谋面，却是您曾谆谆教导过的弟子林圭的孙女，一个极普通年逾七旬的老人。从小就听我父亲讲您的故事，讲林圭的故事。既模糊又清晰，既遥远又亲切，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刻骨铭心，它缘于时间的堆砌吧。越了解您就越觉得您的伟大，就越觉得我应该给您做点什么，哪怕微不足道。
(3)、其次，谭继洵是官场老油子了，慈禧是什么样的人，他比谁都清楚，这种罪名，根本就救不了。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可是荣禄的心腹，连慈禧太后最倚重的荣禄都闭口不说话，他更不敢开口了。
(4)、精明的谭嗣同很快就看出了变法的问题，光绪毕竟是年轻的君主，有些时候总是容易操之过急。当然，最大的问题是权力一直被慈禧太后掌握在手里。
(5)、作为张之洞的下属，谭继洵自然是通过张之洞向朝廷表明救人的意见，实际上张之洞也确实跟慈禧太后求情了。
(6)、这一年间因为思念母亲，谭嗣同生了几次大病，形容消瘦，但仍然咬着牙不承认自己思念母亲。
(7)、创设大同译书局，刊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
(8)、谭继洵从小对谭嗣同给予厚望，虽然不理解儿子对于变法的执着，但他们毕竟是血浓于水的父子关系。关键时刻，谭继洵不是不想出手相救，实在是有心无力。谭继洵虽是两广总督，却要受到地方督抚的处处掣肘。加上他又是个汉臣，从来没有进入过朝廷中枢，影响力甚至远不如连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
(9)、徐仁铸对梁启超、谭嗣同的学说深有感触，决心变法，以救国。他还请求父亲时任户部侍郎徐致靖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推荐给光绪皇帝。然而，后来慈禧掌权后，他也曾一度为自己在变法过程中的行为开脱，最终也是免不了被革职。
(10)、为不连累父亲，被捕前，他将父亲写给他的信全部烧毁，然后模仿父亲的笔迹写了一封家书，训斥儿子谭嗣同不忠不孝，声称直接断离父子关系。
(11)、谭嗣同死时，他的父亲谭继洵已经75岁了，他虽然一生唯唯诺诺，但还是写下一副催人泪下的挽联。其中，老父亲对丧子之痛的悲愤和无奈溢于言表。从挽联可见，谭继洵内心深处对于儿子变法强国的想法是认同的，但作为久居官场的他来说，其深知激进式的改革必然触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利益。
(12)、被捕之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充满着胆气的诗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到了谭嗣同行刑的时间，他被押往菜市口。
(13)、古人称呼别人时，为表示尊敬，往往讳其名而称其字，称自己为表示自谦则直呼己名。此联将谭嗣同的字复生和自己的名镶了进来，是将是二人的名字作了巧妙地组合，由此也可以看出谭嗣同在老康心中的分量，亦很佩服康有为的文学功底。
(14)、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暂租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至三贵街一带)刘权之旧邸为校舍。熊希龄被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为学堂总提调，谭嗣同被任命为学监，梁启超被任命为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又与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杨毓麟担任中文分教习。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王史、许应垣为西文分教习。许应垣为数学教习，邹代钧为舆地分教习，杨自超为管堂兼测量分教习、杨福严为管仪器兼体操分数习。
(15)、首先就是站队问题，此时的谭继洵必然得为谭家着想，躲还躲不及呢，更不会凑上去求情，从而被株连。要知道谭继洵的起家，主要是靠左宗棠，左宗棠才是他的靠山，现在靠山都没了，自己如果再被株连，谁来保谭家？
(16)、谭嗣同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九位绅董之兼学堂总监，并担任时务学堂教习。在时务学堂开办之时，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也在谭嗣同的倡导下应运而生，维新派利用《湘学报》及《湘报》鼓吹民权，互相呼应。学堂的学生也常去南学会听演讲。后又将学堂“季课改为南学会日课”，并由南学会学长命题，交学堂“核原”，由南学会派人“应此题”。这样密切了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关系，更大地发挥了两个维新机构的作用。
(17)、责编/叶筱 初审/习习 复审/ 楚文
(18)、谭嗣同有个学生叫蔡锷，蔡锷有个部下叫朱德；谭嗣同还有个学生叫黄兴，曾经领导了武昌起义；谭嗣同另一个学生叫杨昌济，杨昌济也有一个学生，他叫毛泽东……
(19)、张之洞是慈禧太后的宠臣，他是替自己的得意门生，也就是戊戌六君子的杨锐求情。但即使是他求情，慈禧太后也没有同意，硬是把杨锐也给砍了。
(20)、其实，谭嗣同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在家乡浏阳创办算学社，亲自拟定章程，本文的标题“为学莫重于尊师”就出自于他拟定的《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中。算学社初办时，规模仍然很小，第一期招生十六人，学制为三年。传闻谭嗣同非常关心这十六个学生，他曾经亲自来到这里为学生讲课和批改作业，自费为学校制作了桌椅和教具。他的夫人李闰亲手为贫寒学子李玉卿、赵子丹制送了棉衣。查找了很多资料，没有算学社学生以后的记载。
2、
(1)、谭嗣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并吸取了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以元气为本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说：“天以其浑沌磅礴之气，充塞固结成质，质立而人，物生焉。”这就是说，元气充满宇宙，无穷无尽，元气凝固便形成各种物质元素，然后形成万物和人，因此，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还作据自然科学知识解释了寒暑、昼夜、日蚀、月蝕、陨石、潮夕、雷电等自然现象。
(2)、说着这话的时候，谭嗣同的妻子眼睛里明显闪烁着泪光。然而，谭嗣同却安慰妻子说：“不要紧，这个时代已经没救了，就算我有孩子，也只会让他成为这世间的一个奴隶而已，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要让孩子受这份苦......”
(3)、谭嗣同存世照片极少，仅有3张，分别拍摄于18181898年，南京、上海、长沙三地，前人多不知其照片缘起以及相关的具体细节。现聊以其3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为读者呈现谭嗣同生平较稀见之经历，以此缅怀之。
(4)、1899年11月，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回国举事。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在在红叶馆举行饯别会，特请早已有意合作与结盟的孙中山、陈少白陪宴，以示精诚。“林圭在行前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热情地将兴中会员容星桥的行止告诉他，以便加强联络。容星桥为容闳之侄，当时任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绍之力也。”这天的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说：“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5)、在《时务报》成为维新运动宣传阵地的过程中，谭嗣同始终是各项活动积极的参与者。他不仅亲自为《时务报》撰写文章，还热心地为其推荐作者。更有趣者，谭嗣同素擅数学，他曾悉心研究《时务报》往年账簿，算出了销售额盈利平衡点，又为其长远发展制定了一整套销售计划。最后，这位热心的读者竟被《时务报》聘为了董理。
(6)、“崩霆”七弦琴是谭先生生前珍爱之物，它离开主人已有整整一百二十载。这尊浏阳“大夫第”宅院里由暴雷劈倒的梧桐而制成的琴，依然完好，琴铭：“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谭嗣同作。”这难道不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吗？是皆有益于人而无益于己啊！
(7)、回国后的林圭等在自立军统领唐才常的领导下，利用自立会建立体系庞大的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联络会d，并在清廷的新军中发展会员。经过不懈努力，当时自立会东至苏、皖，北达豫、陕，西及巴蜀，南贯两粤，而尤以两湖为盛，为发动武装起事联络了十几万人。“当唐才常活动于上海之时，林圭、傅慈祥等则着力在武汉经营，做军事发难的准备。林圭是自立会中的激进人物，其兴革时政的决心比唐才常更坚决。其人才识干练，人以‘豹子头称之。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深，和孙中山的主张比较接近。”自立军先后成立中、前、后、左、右五军，均由林圭、秦力山、田邦璇、陈犹龙、沈荩等统之。五军之外，另有总会亲军、先锋营二军，共计七军，兵力约2万人。还有会d成员10多万人作为后援力量。唐才常担任自立军总粮台。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会中人称之为大帅)和傅慈祥，李炳寰为总文案。一场以时务学堂师生为主力的自立军起义即将揭竿而起。
(8)、他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后在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
(9)、谭嗣同牺牲的消息传来，林圭“君不胜痛愤，而种族革命之志益坚”。从此以革命自任，并且宣称：“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随其后矣。”他在1899年3月28日(改正范氏日记及批札)写道：“孟子之道，仁义而已矣。……今之所言仁义之国，则泰西诸国是也。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以治国而论，则有八事，为天下之公理。”并发出了“自求富强，即为国为民之公理。……若中国君臣，徒知拥高位，厚精禄，朘民之脂膏，坏国之基础，则是利一身、利一家之独夫民贼也，未有不败亡者也”的呼声，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反清复仇之心日剧。
(10)、谭继洵是通过科举出身，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一步步跻身成为朝廷大员，在复杂的官场上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做事循规蹈矩，在政治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面对改革思想更加激进的谭嗣同，两人又是一起生活的至亲，可以想象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是多么尖锐。
(11)、结果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充分挥脚长善跑的优势，听到不风声不对，拔脚就跑，结果很快逃到了日本去了。
(12)、虽然谭嗣同的革命事业是失败的，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和后来的革命先驱，仁人志士相比，谭嗣同的人生是如此的短暂。但是谭嗣同培养的这两个学生，却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创建了和平统一的新中国。
(13)、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熊希龄任学堂总提调，谭嗣同任学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又与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杨毓麟担任中文分教习。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王史、许应垣为西文分教习。
(14)、欧阳中鹄是大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字节吾，号瓣姜，浏阳普迹青龙头人。1849年出生，举人出身。他研究王船山学说，有非常高的造诣。他向嗣同讲解船山学说，不仅使嗣同大开眼界，而且也使嗣同接触了船山的政治和哲学观点，吸收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因此，嗣同很崇拜这位老师。称赞他的学问“刚健文明”，“实能出风入雅，振前贤未坠之绪”。在很长的时间内，师生之间鸿雁传书，书信往来，讨论国事。
(15)、和徐勤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
(16)、然而，虽对南京的官场十分厌弃，他却对相去不远的上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上海，是当时“衰老”的大清帝国里最“年轻”的城市，也是西学传播的源头和“赛先生”上岸的地方。自1842年的《南京条约》将其作为通商口岸向开放之后，几乎所有冲撞旧秩序的知识和观念，都从这里传入、散播和发展壮大。
(17)、谭延闿，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出身官宦家庭，父亲谭钟麟曾做过两广总督。他自小聪明异常，被清廷要员翁同龢称作为“奇才”。1893年，谭延闿考中秀才，1902年，考中举人，1904年，考中进士，之后他考中会元，这是湖南两百年历史上的第一个会元，后来他又被清廷授予翰林院编修。
(18)、离开时务学堂的林圭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几经辗转，又投身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日本留学期间，这群志存高远的学生与其他学校留学的青年们“日夕高谈革命”，救亡图存之意更坚。他们满怀激情，除了正常的文化学习外，还积极进行组团活动壮大革命队伍。“湖南留日学生中最早出现的团体是由蔡锷、林圭等于1898年组织的东京九段体育会，该会主要是团结志士，练习日本兵式体操、射击打靶等。他们立下蹈厉之志，磨砺以须，枕戈待旦。”
(19)、这就有点恶意揣摩人心了，虽说谭继洵是顽固派，讲究“三纲五常”，甚至跟洋务派的张之洞都政见不合：
(20)、缘份的历史，缘份的人。1898年4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林圭以优异成绩考入时务学堂，成为二班内课生。恰好这年春，博学多才、满腹新知、见多识广的谭嗣同返湘，全力投入湖南新政。正是这种交集让他们的师生关系来得更猛烈、更绚烂。谭嗣同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九位绅董之兼学堂总监，并且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谭嗣同在湖南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左右了时务学堂的方向”。在谭嗣同的推动下，时务学堂发生了较大变化。加强了自然科学教学，数学、天文、物理、军事、光学等近代化的自然科学在学堂中占较多的比重；重视引进西方的科学教育；并向学生大力灌输民权和反清革命思想。谭嗣同发挥了《仁学》中的政治观点，向学生讲述君民关系、民权的意义以及清政府的残暴和腐败。他还把《扬州十日记》和《明夷待访录》用铅字排印出来，散发给学生。唐才常等人的认识和谭嗣同基本一致，他也全力向学生讲解如何兴民权，如何得革命。梁启超回忆说：“及进到时务学堂以后，谭壮飞先生嗣同、唐绂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法；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这些观点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脑洞，其思想发生较大的飞跃，“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3、
(1)、维新运动开始后，李闰与谭嗣同相处的时间更少了，直至丈夫被抓，她都没能给谭家留下一丝的血脉，孩子也成为了李闰心中过不去的坎。
(2)、或许也是因为如此吧，李闰与谭嗣同后期再也没有生下一个孩子。古人曾言：“不孝有无后为大”，李闰曾主动提出要给谭嗣同纳一房妾室，但却被他给拒绝了。
(3)、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4)、为了宣传救国变法谋略思想，谭嗣同在1896～1897年间，写成《仁学》两卷，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道德，主张冲破封建主义的罗网。他反对“忠君”，号召说，如果君主不善，“人人得而戮之”。
(5)、学生们不仅其言紧跟教习，还在行动中紧紧配合。林圭在其写给黄老师的信中可见一斑：“圭在乡，亦开有广益会，阅讲报学，一如南学会例)，改书院(城南、求忠，并有更改之议。求贤改作武备院，业经出奏，亦已聘来教习。各府、厅、州、县之更改者甚多，浏阳为最。圭等将集同志，禀请改仰高为时务学堂)，设茶务公所(集股开办，张雨又兼宛平学使)，河北宛各贤县令变通县试(浏阳分六门；长、善首场，制艺以后，杂志论说；湘阴亦试时事)，外人以吾湘为善变，斯言不虚。即不缠足会一端，每日趋登《湘报》告者数十计(湘省不缠足，开设《湘报》馆。圭等又分会于乡，易名卫”。 林圭不仅在家乡湘阴开设“广益会”，还于1898年4月12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加入了谭先生等创建的不缠足会(《湘报》第三十二号)。时务学堂不少学生先后用行动参与支持维新运动，并在日后与守旧派的斗争中仍旗帜鲜明追随维新志士，直至学堂改旗易帜。
(6)、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为了国家的新生牺牲了自己年轻生命，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改良思想及其勇于献身的精神却激励着后人。
(7)、万历五年(1577年)，谭纶去世，年五十八。
(8)、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杨昌济从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
(9)、1890年8月，已计划举事的自立军因军费不继而一再展期。在汉口自立军弯弓待发之时，8月21日晚，老奸巨猾的政治屠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清兵包围了自立军总部宝顺里四号，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自立军将领，又在李慎堂逮捕了包括时务学堂学生在内的多名自立军统领。并于8月22日深夜残酷地将他们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时年唐才常33岁，林圭尚未满25岁。张之洞为灭后患，杀害千余人，还有更多的人流亡各地，一场人数多达十几万的自立军起义被张之洞残酷镇压。庚子起义是比戊戌变法更大的一次流血，时务学堂的精英不赀之损为日后革故鼎新树起标杆。
(10)、谭嗣同的思想虽然是荒诞不经，但他的目的是筹措变法经费，并借此要求列强保护中国，而中国借机富国强兵。其前提是依当时清政府的实力，根本无法保住这些地方，还不如早点处理，借机借势借钱来变法强国。
(11)、图中左肩偏袒、右膝着地，手合十而气沉肃者，其我壮飞尊者乎？
(12)、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许多有识之士明白了一个道理，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装备西方的机械和科技，是挽救不了一个危机的，只有发起一场根本性的变法才能救国。
(13)、1894年，北洋水师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船，也有着强力的火炮，更是被人称为亚洲第一舰队，这样的一支舰队在1894年的黄海上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14)、他们对变法的认识不同，但是爱国的情怀一致，强国的目标一致。 当谭嗣同在京殉难的消息传来，白发人送黑发人，“浏阳三先生”无不扼腕叹息，老泪纵横。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师生情谊。
(15)、他的“仁学”就是阐述“以心渡一切苦恼众生”的问题。首先他把精神本体“仁”——“心”提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并且强调“通”(即平等)是“仁”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仁“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属”，这同以太能传光、电、磁的作用是一样的。他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借用“以太”而展开的。他说“以太”是一种目不得而色，耳方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的东西。宇宙由它所立，所生，“众生”由它所出。
(16)、蔡锷是时务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当年16岁。他追随老师参加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经历了谭、唐两位老师的为国殉难，踏着老师的血迹走上革命的道路。在1915年的护国之役中，成为了挽救共和命运的一代名将。传闻因为袁世凯的叛变和告密，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谭嗣同的牺牲。正是谭嗣同的学生蔡锷，“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振臂一呼，宣告了袁世凯的灭亡。这也许是冥冥中注定的因果报应吧。有这样的学生继承自己的事业，谭嗣同应该可以含笑九泉！
(17)、谭嗣同和康梁二人截然不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为此，熊希龄想到了素来与梁启超交好的谭嗣同。他连忙向谭嗣同修书一封，托付他劝诫汪康年尽快放人。接到这个任务，谭嗣同立马写好一封言辞坚决的信，表示如若汪康年不放人，自己将亲自去上海把梁启超“忤而豪夺以去”。以这种“抢人”方法，软硬兼施之下，汪康年终于松口，答应放人。于是，梁启超偕李维格以及同门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离开上海，前往长沙。
(19)、1897年谭嗣同在长沙发起创建时务学堂。开学当日，作为学堂总监的谭嗣同亲自撰联：
(20)、谭延闿是该年乡试中的会元，填补了该项空白，因此名满三湘。
4、
(1)、也就是在此时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李鸿章又一次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再也没有估计，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2)、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
(3)、当年，光绪皇帝宣布变法，谭嗣同被征召入京，到京后，他被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积极参与到变法中去。9月，慈禧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新政被撤销，谭嗣同本人被捕。他本来有机会离开，却对身边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4)、杨角风谈《走向共和》第57期：身为封疆大吏，为什么儿子谭嗣同被砍头，他却无动于衷并不施救？
(5)、为继承谭嗣同的遗志，发扬谭嗣同未了的救国宏愿，戊戌政变八个月后，1899年5月，由唐才常倡议、梁启超取名的自立会在日本横滨成立了。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唐才常任副会长，革生为稽查会员，林圭、汪尧成、王翼之等三人为议事会员。林圭以其卓越的见识，走上了历史舞台。自立会虽有保国勤王之说，但年轻的林圭更趋激进，他曾对梁启超先生说：“国势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学，学成而国已烬矣。夫学，犹之耕地，不耕固无所得食，诚问救火急乎？抑耕急呼？”林圭恨不得能早日将一腔爱国热情付之于实践，决意扛起义旗，坚定地走向反清复兴的革命道路。
(6)、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
(7)、1903年，陈三立创办了思益小学堂，延聘外国教师，成为创建新式学校的先例。1905年，陈三立还与友人创办了江西铁路公司。1906年，清廷曾要委派陈三立职务，但是为他所拒绝。1907年，袁世凯想要委任陈三立为参政议员，陈三立还是不肯出来任职。
(8)、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1898年4月5日)，林圭以优异成绩考入时务学堂，成为二班内课生，年轻、求知若渴的林圭倍加珍惜。恰好这年春，谭嗣同返湘，全力投入湖南新政。
(9)、而刚登位不久的光绪皇帝也雄心勃勃，决心维新变法，以图强国。于是乎，1898年，光绪颁布《定国是诏》，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史称“戊戌变法”。
(10)、这几位雅集于此的士人学者，皆为谭嗣同交往甚深之师友。在他们中间，有政治家、思想家、出版家、史学家，有文学家、教育家、政论家、佛学家。他们与谭嗣同的交往，成为晚近江南地区维新士人群体交游的一种缩影。
(11)、除此之外，谭嗣同又力促杨仁山学习工程测量专业的儿子杨自超来湘担任时务学堂测量教习兼仪器管理员，将他从英国学到的测量知识传授予年轻的湖湘士子们。时务学堂中的学生可以享受到领先世界的教学设备与资源，与谭嗣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早期科学启蒙教育的点点星火，也由此传布开来。
(12)、其后，为求学业更大进展，林圭与长兄又转到长沙黎家坡族兄林世焘家附读，林世焘系贵州巡抚林宗伯之子，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侄女婿，光绪钦点翰林。林圭在这里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为日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维新思想的温床和摇篮”——湖南时务学堂打下了坚实基础。
(13)、他师从大名士欧阳中鹄，这欧阳先生可是个有大学问之人，其后人也多为大文人，如欧阳予倩和欧阳山尊等；他教授谭嗣同和唐才常，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之人物。
(14)、“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深谙佛学的谭嗣同正是沿用了“偏袒右肩”这一姿势。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的两位好友孙宝瑄与刘善涵却不约而同地误述成了“偏袒左臂”，个中缘由虽不得而知，但却颇富意趣，值得方家指鉴。
(15)、谭嗣同的第四个老师，是浏阳的著名学者欧阳中鹄。谭嗣同十岁时，恰逢欧阳中鹄到京谋事，谭父继洵便聘请欧阳中鹄到家为他兄弟俩授课。从此，嗣同开始了正规的学习，开始阅读《船山遗书》。1877年欧阳先生回乡，谭嗣同唐才常一起在欧阳先生门下就读。得浏阳两大英才而教之，是欧阳先生之幸。在北京瘟疫流行谭家一门六丧的时候，谭嗣同感染白喉昏迷不醒，是欧阳中鹄亲自熬汤喂药，嗣同因此死而复生，“复生”的名字因此而来。
(16)、这一思想自中法战争萌芽，至中日甲午战争后迅速发展。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堪，在浏阳倡立学社。
(17)、王夏刚 大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著有《谭嗣同与晚清社会》、《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
(18)、十三年后，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满清王朝，谭嗣同立即被昭雪，他就如同一颗划过暗夜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并激励着众多为民族再生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至今仍然在中华民族耀眼星空中发出亮丽地光芒。
(19)、1898年6月，在湖南保守势力的攻击下，时务学堂风波骤起。于形势所迫，湘抚陈宝箴7月2日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随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迫于压力，请辞时务学堂分教习职，离开长沙。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惩办了湖南维新d人和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早已是众矢之的时务学堂于10月中旬交守旧人士接管，原有的学生皆离开。1899年春，时务学堂易名为湖南求实书院。
(20)、之后，谭嗣同又与吴嘉瑞、宋恕一同前往傅兰雅开设在上海的格致书室购书，宋恕在其日记中亦记载其事：“十九日，浏(浏即谭嗣同)约照相光绘楼，共七人。复与浏、吴至格致书室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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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法的过程很是复杂，可谓惊心动魄，号称“百日维新”，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曲折之事件，说法之多，认证之繁，资料庞芜，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这其中与谭嗣同最为相关的便是所谓“围园杀后”一说。
(2)、而且慈禧太后是铁了心要杀谭嗣同，就算放过了其他几个人，也绝不会放过他，因为他是策划刺杀慈禧太后的主谋，没得救。
(3)、戊戌五月，谭嗣同应诏入京，离湘北上。行前给时务学堂学生临别赠言：“我不病，谁当病者。”言下之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谭嗣同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学生。因抵武汉时生了一场大病，谭嗣同七月初五日方才到京。不知是出于请教还是关心时局和老师，据谭嗣同的一位后人追忆，林圭与同班同学及好友范源濂当时曾写信给谭嗣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离湘，却成了谭嗣同与家乡永远的别离、与学生的诀别，更成了林圭镌骨铭心的痛……
(4)、谭嗣同进京参与变法第33天，维新派人士遭慈禧下令被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清廷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将谭嗣同等六君子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5)、1898年6月，在湖南保守势力的攻击下，时务学堂风波骤起。于形势所迫，湘抚陈宝箴7月2日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随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迫于压力，请辞时务学堂分教习职，离开长沙。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惩办了湖南维新d人和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早已是众矢之的时务学堂于10月中旬交守旧人士接管，原有的学生率皆离开。1899年春，时务学堂易名为湖南求实书院。
(6)、简单地说，就是他在给老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他考虑过一种方式，就是将新疆和西藏等地卖给英俄，先将以前的战争赔款付清，剩下的钱可作变法的费用，并让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7)、谭嗣同存世照片极少，仅有三张，分别拍摄于18181898三年，南京、上海、长沙三地，前人多不知其照片缘起以及相关的具体细节，今恰逢双甲子过，聊以其三张照片作为纪念，为读者呈现谭嗣同生平较稀见之经历。
(8)、中国古代有个罪名，叫株连九族，只有犯了“谋反”、“大逆”、“弑君”都属于这种罪行。而谭嗣同可是策划刺杀慈禧太后的人，以上三个罪名都占全了，这是大罪，株不株连九族全看慈禧太后的意思。
(9)、目前流传最为广泛的谭嗣同双手合十像，即为此照中所截取。谭嗣同曾将自己的部分单独冲印并在旁签名以贻他人。
(10)、每当站在您墓地或葬我祖父林圭等烈士的庚子革命烈士墓地时，忍不住悲从心来，那是撕心裂肺的痛……罗伯特.弗洛斯特曾经说过：“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让我的人生如此不同”。我常想，我无法选择我的出生，尤其是人迹更少的英烈之家。但我绝不能忘记先辈们如此不同的人生！有些事，于时光之中，会刻骨铭心，虽慢慢远离，却永不消融……
(11)、早在1897年5月，为筹措学堂所需资金和购置学生使用的仪器，学堂创办者熊希龄和蒋德钧就来到上海。在得知两位老友来沪的消息，谭嗣同第一时间赴沪与他们会晤。谭嗣同素来对各类精密仪器十分熟稔，他热心地将杨仁山从海外购买的各类仪器转卖给时务学堂。在杨宅，谭嗣同亲自验看了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叠测仪、象限仪、地平仪等各类仪器，并表示由时务学堂人员先行选购，方才应允将其余仪器售予其他求购之人。在他的帮助下，熊蒋二人收获颇丰，满载而归。
(12)、张维欣 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人、著有《谭嗣同年谱长编》、纪录片《我们的谭嗣同》历史顾问兼学术统筹、谭嗣同故居纪念广场主要设计者
(13)、随着时间的推移，谭嗣同逐渐地成长起来，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看见被伦理纲常摧残的不成样子的妾室时，对伦理纲常深恶痛绝，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
(14)、听着丈夫对自己的安慰，李闰心疼不已，但他却又无可奈何，毕竟当时的世道就是如此。说完了这句话，谭嗣同安静地等待着死神的到来，几天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刑场。
(15)、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和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无论谁失败都要遭到严厉清算。即便光绪皇帝都难逃被软禁，甚至差点被废掉皇位。
(16)、这是康有为在得知谭嗣同死讯后，悲恸之下挥笔写下的一幅挽联，虽然我很是不喜欢这康老夫子，但不得不对他这幅挽联拍案叫绝。
(17)、作为一个新思想的人，谭嗣同经常在各地奔波，学习新思想、宣传新思想，并不断结交各种有志之士。对于丈夫的志向，李闰毫无保留地支持，对于丈夫常年不回家，她也是毫无怨言。
(18)、监狱中，李闰看着牢中的丈夫内疚的说道：“我真是没用，你如此慷慨的为国为民，而结婚十五年我却连为你留下一个后代的本事都没有，是我对不住你......”
(19)、刘人熙,字艮生,号蔚庐,浏阳枨冲人。曾乡试考取解元(头名举人),后又考取进士,在北京会典馆、则例馆任纂修先后十年。刘人熙对《船山遗书》作过深入研究,推崇船山学说,认为是“救时之良方”。但是,他在指导谭嗣同钻研《船山遗书》时,却忽视了船山思想中唯物主义的精华,而偏重于包括较多封建糟粕的《四书训义》,因为这些东西,符合他个人治学和从政的观点。谭嗣同从刘人熙学习,固然对其学业成就有所裨益,但对他思想的发展,也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20)、学生们迈向接受新知识、铸造新观念、寻找救亡图存的课堂。而遇上了奋发蹈厉、阅历丰富的青年才俊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先生，更让学生们如鱼得水。年轻、求知若渴的林圭更是倍加珍惜。他们把时务学堂的办学与整个湖南的开化紧密联系起来，并在经世致用之学上又增加新的篇章，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推行“以政学为主义的”的教学方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得到宣染和升华，让学生们认为政学乃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