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诗四句短诗
1、龚自珍的诗四句短诗有哪些
(1)、(2)鲁迅．《书信·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
(2)、一个人在病榻弥留之际，回首平生，百端交集，环顾家人，儿女情深，要抒发的感慨、要留下的语言，是干头万绪的，就连一代英杰的曹操，在辞世前还不免以分香卖履为嘱。
(3)、(18) 周作人，〈關於戲劇的兩條意見〉，《周作人散文全集》，冊頁6
(4)、(15)(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
(5)、·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有家国的观念，古人一直讲究心存家国，立身立德。不少文人墨客，也借诗词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6)、(85) 我最近完成的英文著作手稿The PoeticsofMemory:WangJingweiandChina’sWartimeCollaboration(標題暫定)，前半部分是一部完整的汪精衛傳。本文對汪精衛生平的觀點來自我個人的整理和思考。
(7)、《龚自珍全集》P470-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
(8)、(19) SusanDaruvala, ZhouZuorenandanAlternativeChineseResponsetoModernity (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0),56–57andpassim.
(9)、鲁迅先生的作品在今天影响最大的体裁绝对不会是诗歌。而今人如果提及鲁迅先生的诗歌作品的话，恐怕最先想到也是《野草》，而不是先生所创作的旧体诗。事实上，作为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基的鲁迅，他的旧体诗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上都超出常人的地方。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中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斤胆照人，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1)并且旧诗对于先生也常常以一种私语性的方式存在，因此研究鲁迅先生的旧诗对于研究鲁迅先生的生平乃至其他的文体创作都应该是有启迪性质的。另外，关于学科之间的分野问题，也使得一些近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及一些现当代作家的旧诗创作不受重视。中国有几千年的诗学传统，赓续不断，这不应该在现当代文学中被割断。况且，鲁迅先生的旧诗中也蕴含了浓郁的现代性。这些都亟待我们前去挖掘。
(10)、画意诗心并用，更明显的则是他为朋友亡去的爱女题写的《朱殇女碣》。寥寥简篇，文质竟近西汉。
(11)、当时杭州有个叫陈文述的人，此人对妇女文学很感兴趣，他曾出资将埋在西湖边上的一些名女的坟进行了重新修造，比如有小青、菊香、云友等。陈文述可能是效仿袁枚，他也有一帮女弟子，陈修坟之后，就让这些女弟子们题诗，而后他又把这些诗收集起来，准备出成一本专集，他给此集起的名称叫《兰因集》。
(12)、(解释)拘：限制；格：规格，方式。不局限于一种规格或一个格局。
(13)、“影”承“月”来，“潮”承“海”来，“怒”承“叱”来。“叱”本来就跟“怒”是一体的。
(14)、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
(15)、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诗人，学者，也是近代开风气的启蒙思想家，对后人影响极大。他出身学者官员之家，父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等。母段驯，是大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科举之途不算顺利，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军机章京、礼部主事等微官。48岁辞官南归，次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三百余篇，诗词近七百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16)、(53) 參見： KarlMannheim, IdeologyandUtopia:anIntroductiontotheSociologyofKnowledge,translatedbyLouisWirthandEdwardShils(London:Routledge,2002),49–
(17)、淪陷的日常：作為閾限文本的〈苦茶庵打油詩〉*
(18)、(9)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
(19)、音乐性是诗的起源特质，也是诗的拘管。文之一道，以其不著脚镣，在表达的丰富性上是比诗有优势的。是以龚以文相诗，也就比之大多云山雾罩秀形容词的诗话说得更加清楚明白。他的《长短句自序》有一段我便很喜欢：“情孰为畅？畅于声音。声音如何？消瞀以终之。如之何其消瞀以终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飞之，又大挫之，乃大飞之，始孤盘之，闷闷以柔之，空阔以纵游之，而极于哀，哀而极于瞀，则散矣毕矣。”明以声音领篇，而实则就是在讲词法。论及词的振起、顿挫、扬逸乃至最终如何荡开，我以为这段状物是最贴切的。
(20)、曹操、曹丕、曹植，《三曹集》，長沙：嶽麓書社，19
2、龚自珍的诗四句短诗5字
(1)、(22) 周作人，《周作人詩全編箋註》，頁
(2)、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写出了这三百十五首诗，虽然人们更多的是谈论他的这些著名诗作。然而也有人开始提出疑问：龚自珍为什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这样往返折腾呢？他既然说是想辞官回家，那么他第一次离京时，为什么不整好行囊带上家眷一同返回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大费周折地往回南北两地呢？这一切都未见到过合理的解释，所以人们把这件事跟顾太清的绯闻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3)、有意思的是，此詩自註引沈尹默和詩：「一飯一茶過一生，尚於何處欠分明。斜陽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間太有情」，並稱許沈氏「指點得很不錯」。考慮到38年秋冬之際就盛傳周作人「將出山」，而詩成之後不久，他本人便在39年元旦遇刺，並最終坐實謠言出任北大圖書館長，(33)讀者不難把沈氏和作理解為請周作人不要犧牲一世「分明」的詩諫。然而把「有情」的寓意從純粹的哲學領域著落為當下的政治選擇，這不免犯了知堂本人「一說便俗」的戒了。決定留平以來，知堂屢次引用《東山談苑》裡面的一條故事：「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並稱許道：「余澹心記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書八卷，以余觀之，總無出此一條之右者。」(34)然而，把自己的出山解釋為「太有情」(即對此世不能忘情，入世以救疾苦)的結果，卻恰恰是一種自我辯解。
(4)、既然龚自珍的诗是如此的不符合人们的习惯，那为什么反而在社会上大为流行呢？刘世南给出的结论是：“人情总是追求新异，唐诗和宋诗长期万口传诵以后，‘至今已觉不新鲜’了，忽然出现一编非唐非宋的龚诗，大家自然感到耳目一新了。”
(5)、「日中」詩的用典比較明顯。唐居士王梵志詩「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黃庭堅評曰：「一切眾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72)東坡曰：「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73)與梵志之言有異曲同工之妙。知堂自詡若知梵志之意，老僧將無處營生，有禪宗公案呵佛罵祖的自信。其微旨，在唯求此心安穩，雖千萬人吾往矣而已。
(6)、周、傅恩怨，袁一丹的〈周作人與傅斯年的交惡〉一文已經有了詳細交代，(101)這裡扼要介紹。傅斯年是周作人學生，早年以《新潮》幹將聞名，抗戰勝利後又出任北大代理校長。但是面對留平的「偽教員」、「偽學生」如何處置的問題，他的態度是反對懷柔，而主張徹底劃清界限，自己的老師周作人就成了開刀的榜樣。知堂自辯的受北大校長蔣夢麟囑咐保管北大校產事，傅氏決然否認，雖然在庭審期間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蔣夢麟本人出函證明確有此事，而北大校長胡適也證明淪陷期間北大校產不減反增，顧隨、郭紹虞等學者且證明周氏營救了被日軍逮捕的愛國教員及地下抗日工作人員。傅氏的劃清界限，也與俞平伯、沈兼士等舊友的多方營救、素昧平生的律師王龍的慨然辯護形成了鮮明對比。(102)雖然傅斯年「漢賊不兩立」的態度符合歷史正義，也佔領了輿論、道德和春秋史筆的制高點，本身無可厚非，但歷史的無情邏輯與生活在歷史中的個人有情經驗從來就不是完全一致的。知堂把汪精衛讚美為捨身飼虎的菩薩，而把傅斯年貶為食人臘的「登萊義民」，這顯然有悖於正統史學。他的情懷，自然也不過是不識大體的「私憤」了。從淪陷到繫獄、甚至到49年以後，在某種意義上，他的私有空間(privatespace)始終處在被權力壓制的佔領境遇下，也始終沒有停止抵抗。他的「半新不舊」的詩歌作品因此始終是一種閾限文本，在分明的世界之間，摸索著意義的裂隙。
(7)、(54) 周作人，〈遇狼的故事〉，《周作人散文全集》，冊頁165–1其中知堂也用一貫的散文筆法，把自己女兒的情人谷萬川比作「大黑狼」，未免就有失地道。
(8)、(其三)想见明灯下，帘衣一桁单。相思无十里，同此凤城寒。
(9)、(1)郭沫若.《〈鲁迅诗稿〉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５卷)》(G).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
(10)、063期：《李清照：伟大的文本具有豁免权》
(11)、(81) 周作人，《周作人詩全編箋註》，頁64–
(12)、文天祥《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3)、《过零丁洋》是宋代大臣文天祥在1279年经过零丁洋时所作的诗作。此诗前二句，诗人回顾平生；中间四句紧承“干戈寥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局势的认识；末二句是作者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全诗表现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崇高表现。
(14)、--------.《老虎橋雜詩》，止庵校訂，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
(15)、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
(16)、(7) BjørnThomassen,“TheUsesandMeaningsofLiminality,” InternationalPoliticalAnthropology 1(2009):
(17)、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18)、紀庸，〈知堂老人南遊紀事詩〉，《古今》第23期(195)，頁7–
(19)、通过王芑孙的这封信，就可看出那时的龚自珍在社会上混得不好，有很多人都对他侧目。对于这一点，龚自珍自己也很清楚，他有一首名为《十月二十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
(20)、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JapaneseAgentsandLocalElitesinWartimeChina. 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
3、龚自珍的诗四句短诗五言
(1)、诗歌的创作多用比、兴，然而“赋”──直接叙述或描写也是不可少的。诗中的典型细节在于两个字──“等”和“询”。父老岁岁年年在等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几乎到了望穿双眼，几乎要化作“望驾石”，其强烈的愿望和痛苦的心情自然就融于“等”字中。而含泪失声的“询”则唯妙唯肖的描绘出父老的神情，那颤颤巍巍的身影，如在眼前，那哽哽咽咽的声调，尤在耳旁，真是“沉痛不可多读”。而“几时真有”更是意味深长，早也盼，晚也盼，朝思暮想，朝朝暮暮州桥畔，伫立凝眸，企首悬望，父老们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他们的弦外之音，因为他们的热切盼望一次又一次地变成失望。而诗人的无言以对，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2)、鲁迅先生出生于绍兴名门，家学渊源，其祖其父皆有功名在身。鲁迅幼时又授业于“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6)的秀才寿镜吾夫子。这使得他的旧学基础从小便十分巩固，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所创作的旧诗应该是传统诗教的自然流露。而至1912年清朝灭亡后，鲁迅先是寄心于辑录金石碑帖，后来则开始逐渐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这段时间里，他忙于斗争、忙于启蒙。作为封建糟粕的旧学问他是耻与为伍的。因而没有旧诗传世也是在情理之中。可是到了1931年，鲁迅又开始了他的旧诗创作。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我觉得这还是和鲁迅本人的遭际相关。
(3)、(26) 周作人，〈禹跡寺〉，《周作人散文全集》，冊頁3
(4)、(9) 對中國二戰期間「通敵合作」(collaboration)及淪陷區文學客觀中立的研究，歐美學界的開山之作有 JohnHunterBoyle,GeraldE.Bunker, 和EdwardM.Gunn的著作。而近年來最重要的英文著作有PoshekFu,DavidBarrettandLarryN.Shyu,TimothyBrook, RanaMitter和YunXia的專著。最近完成博士論文或者研究專著手稿(待出版)的學者還有Jonathan Henshaw,DavidSerfass,JeremyTaylor及我本人。日本學者如柴田哲雄、土屋光芳、亀田壽夫和関智英，台灣學者如王克文、羅久蓉、許育銘、高嘉謙、劉威志、邱怡瑄，大陸學者如陳雁、袁一丹等都有極為重要中肯的學術著述，茲不例舉。書目信息見參考文獻。
(5)、就龚自珍本身而言，他也不想给自己的诗作贴上门派的标签儿，他在嘉庆二十四年写过一组十四首杂诗，其中第十四首为：
(6)、(12)王瑶.《鲁迅作品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
(7)、这首诗极写闺中少妇与塞上征人的两地相忆。起句先说卫戌黄龙冈边土，年年不休。接着写一对情人各自东西，同披月光：闺中营中，清辉共照，柔情相忆，彼此黯然伤神。共同的愿望是有个名将能率领军队，一举破敌，结束战争，使天下亲人团聚。
(8)、Hamburger,Käte. DieLogikderDichtung.Stuttgart:ErnstKlett,19
(9)、阮元，《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
(10)、鲁迅先生虽然创作了一些旧体诗，但其毕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所以他创作旧体诗时并不守旧，在他的诗中，总是或多或少的在诗中表露一些现代性的东西，不论是意象，还是思想。
(11)、(36) 紀庸，〈知堂老人南遊紀事詩〉，《古今》23(195)，頁7–
(12)、周作人、曹聚仁，《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73年。
(13)、《历代题画诗选注》P150-1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
(14)、(84) 葉嘉瑩，〈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汪夢川整理2007年台大講話錄音)，《印刻文學生活》7(2003)，頁104–1更完整的文章見：葉嘉瑩，〈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讀後〉，《傳記文學》675(208)，頁12–23； 676(209)，頁31–
(15)、“朱山人游东海，望姜女祠，海中孤坟，云水环壅，天色垂缥，俯之幽然，心动而识焉。役返，其女殇，家人葬之东直门某村；翌日，自往哭之。地多野潦，旷浪无垠，目穷魄动，触其前境，神思无形，乃成谶兆。告其友龚自珍言如此，乞书于碣，道光元年冬也。”
(16)、龚自珍眼界既大，气格亦高，多有高瞻议事主张固不多言，其散文亦是潇洒捭阖，很可一看，是彩袖间不夺筋节，辞色下自见骨相。
(17)、求凉而饮冰，求热而炽炭，求绝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奋起，为文为人，不过如此。龚自珍自谓以胸中不平生谬，后来不敢不平则更谬，正所谓“看山还是山”后，那便要“就山而去”，再无妄顾。
(18)、其中“华盖”“遮颜”“载酒”“千夫指”“孺子牛”等词语皆为文言。而“翻身”“碰头”“破帽”“漏船”等词语却是白话。但是将这些词语置于诗中我们却不觉得龃龉。因为它即保留了文言的凝练，且不晦涩；又吸收了白话的直率，却不鄙俗。文言白话于此诗中相得益彰。展示出了鲁迅先生高超的现代性的诗学素养。不得不说是诗界的一大创新。
(19)、然而这位陈文述也不是个善茬儿，他既然达不到目的，就会另想他法，此后《兰因集》还是照常出版了。该集刻出来之后，陈文述特意托人送了两本给顾太清，顾翻看此集时，竟然看到该书内有一首名为“春明新咏”的诗，署的就是她的名字。这种恶劣做法让顾太清很是生气，于是她就给陈文述写了一首诗：
(20)、(98) 周作人，《周作人詩全編箋註》，頁1
4、龚自珍的诗四句短诗5字以内
(1)、原来香菱苦志学诗，精血诚聚，日间不能做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梳洗已毕，便忙写出，来到沁芳亭……
(2)、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3)、「鎮日」詩作於43年10月4日晨。窗前草不除，用的周濂溪的典故，代表哲人對自然物理觀察而不干涉的胸中霽月(56)；魚之樂，用的是莊子的典故。(57)魚樂代表一種無憂無慮的自由，是在自我意識缺乏的情況下生物的本能狀態。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能達到這樣自由境界的唯有動物和聖人；下愚不省，上智臨羨而已。思慮至少能讓人免於愚勇。知堂稱許世人目為奸臣的唐代宰相許敬宗說，「魏晉以後士多死於思想，初唐剩了許君」，因為他看透帝王驅使勇士蹈死的「愚民政策無他，實只是使人毋思量而已」。(59)但哲人的思慮畢竟有一層超越境界，不同於「居人相向」之愁，後者即個人的患得患失。知堂〈苦茶庵打油詩〉後記說，「我的打油詩本來寫的很是拙直，只要第一不當他作遊戲話，意思極容易看得出，大約就只有憂與懼耳。孔子說，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吾儕小人誠不足以與語仁勇，唯憂生憫亂，正是人情之常，而能懼思之人亦復為君子所取，然則知憂懼或與知慚愧相類，未始非人生入德之門乎。」(60)
(4)、所以種園的知堂，到底不是大仁大勇、亦即大閒適的陶淵明。在一篇論〈自己的文章〉的散文裡，他引陶公〈擬輓歌辭〉之三「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曰：「這樣的死人的態度真可以說是閒適極了……此所謂閒適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難事唯有賢達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煩惱也難處理，豈敢望這樣的大解放乎。總之閒適不是一件容易學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連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總要露出頭來，然則閒適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說又是當然的事也。」又說，「看自己的文章，假如這裡面有一點好處，我想只可以說在於未能平淡閒適處，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這所謂的道德，也就是不虛偽的，亦即「小子狂簡」的態度。(61)這樣的道德觀，是既有出世的清醒、又有入世的熱忱的態度，亦即兼具歷史的旁觀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身份。兩者雖然是一體兩面，但也不可避免的有著矛盾。
(5)、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汉族，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居住在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盦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多咏怀和讽喻之作。
(6)、(101) 袁一丹，《此時懷抱向誰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頁88–10
(7)、诗的头两句抓住临安城的特征：重重叠叠的青山，鳞次栉比的楼台和无休止的轻歌曼舞，写出当年虚假的繁荣太平景象。
(8)、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人海，五千仍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9)、结尾“直把杭州作汴州”，是直斥南宋当局忘了国恨家仇，把临时苟安的杭州，简直当作了故都汴州。
(10)、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11)、父老岁岁年年在等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几乎到了望穿双眼，几乎要化作“望驾石”，其强烈的愿望和痛苦的心情自然就融于“等”字中。
(12)、(97) 莊綽，《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3)、陆游《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4)、禹跡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跡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25)
(15)、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现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诗中选用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
(16)、(12)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詩〉，《雜誌》1(1910)，頁4–
(17)、鲁迅先生的旧诗创作是不容忽视的。良好的幼学使他的旧学功底十分的深厚。作为新文化的主将，鲁迅对于旧诗的态度是摒弃的，可这种浸入骨髓旧学素养又使他不能和旧诗完全割裂。加上旧诗具有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特点，创作方便；适用于酬唱、应答；且易于隐秘的表现情感。故而鲁迅先生在柔石被害之后重新开始了他的旧诗创作，且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前一年。
(18)、這五首僧詩，展現的是39年之後以居士自擬的知堂。他的居士禪，在有情與無情、入世與出世之間，也悄然回應著明遺民「逃禪」的歷史記憶。然而所謂「遺民」，除非是要做起兵反抗的「義民」，否則事實上已經接受了淪陷異代的秩序，和「順民」有別者，也不過是不食周粟的姿態(但非實質，除非餓死)而已，何況遺民不傳代，為了不墮家聲起見，子孫還是要出仕的。逃禪出家是一種僅次於蹈死的、相對比較激烈的辦法，採取這種選擇，就意味著和士大夫身份系統的決裂。不過，像知堂這樣已經出仕、在家在朝的「居士」，還算是逃禪嗎？逃禪因此變成了一種姿態，未必空洞，但總不免有些反諷。「老僧翻著襪」的自適，為這種種的矛盾和反諷提供了最後邏輯自圓的出路。
(19)、Owen,Stephen.“TheFormationoftheTangEstatePoem,” 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 1(1995):39–
(20)、《丁香花》P13-华夏出版社，2004年。
5、龚自珍的四句古诗大全
(1)、知堂曾說，「照事實講來，浙東是我的第一故鄉，浙西是第二故鄉，南京第東京第北京第但我並不一定愛浙江。在中國我覺得還是北京最為愉快，可以住居，除了那春夏的風塵稍為可厭。」(14)的確，北京的春天，總是短暫而粗暴的，柳茸尚未在風塵裡褪盡，便要進入焦躁的盛夏了，和被水霧煙雨寵愛得青蔥的江南柳相比，燕山柳色便不免有「太淒迷」之憾了。值得注意的是，這首打油詩做於北平淪陷後，這裡的「家園」既指戰火中的故國，也指作者的紹興老家。雖然知堂號稱「不一定愛浙江」，但兒時習見的故鄉風物，其氣味、滋味、聲色，便不能不在回憶中扎根，融入「我從哪裡來」的答案，形塑「自我」的個體身份。作為淪陷主體的個人，因此便不能僅僅以「中國人」概之，而是過去的每個經驗片段和主體的性格、想像綜合化學作用下產生的獨特個體。而他在這篇1925年的文章裡所羅列的「故鄉」，把東京和浙東、浙西、南京、北京等中國的地域並置，無形中已經打破了中日之隔，亦即民族國家之隔。個體由此得以從「民族國家」的霸權性身份下抽離，審視自身的跨地域性和跨文化性。
(2)、这是诗人陷身于安史叛军占据的长安，因忧乱伤春而写下的千古名篇。面对纷飞的战火，破碎的河山，诗人不禁忧心如焚，感慨万端，诗中以明媚的春色、美好的事物来反衬，更为深刻地表达强烈的情感，令人闻之不胜悲，诵之愁无限。
(3)、龚氏推崇的诗境之极是这样的：“如岭之表，海之浒，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洩天下之拗怒也”。
(4)、061期：《李清照：春草春花，及春好试春茶》
(5)、(102)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頁1386–14
(6)、他创作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7)、此诗的第四句，龚自珍用的是《五代史补》卷三《齐己》上的一个掌故。齐己作过《早梅诗》，诗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而郑谷将“数”改为“一”，于是被人称为“一字师”。但龚自珍用此典更想说的是，自己的诗作要创出独特面目，一丁点儿都不依傍前人。
(8)、龚自珍撰《定盦文集》三卷，同治七年仁和曹籀刊本，卷首
(9)、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北：國史館，200
(10)、--------.《周作人文選：自傳·知堂回想錄》，北京，群眾出版社，19